巴枯寧(1814—1876年)是歐洲無政府主義思想的著名代表人物，同時也是一個泛斯拉夫主義者。巴枯寧主義與拉薩爾主義、蒲魯東主義是早期國際工人運動中的三大機會主義派別。巴枯寧加入第一國際后，在國際內部從事分裂活動。馬克思、恩格斯為了推動國際工人運動的健康發展和堅持無產階級革命原則，曾對巴枯寧主義進行了有力的批判，并對巴枯寧在國際內部的陰謀分裂活動進行徹底的揭露。
巴枯寧早年的活動及其泛斯拉夫主義
巴枯寧誕生在俄國特維爾省一個官僚貴族家庭，1833年畢業于彼得堡炮兵學校。1836年，他到莫斯科，參加了斯坦凱維奇哲學小組①的活動，同別林斯基等人一起研究德國哲學。1840年秋，巴枯寧到德國，于第二年進入柏林大學學習。1842年10月，他在盧格主編的《德意志年鑒》上發表了《德國的反動》一文，宣傳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1843年6月巴枯寧寫了《論共產主義》一文，發表在瑞士資產階級保守派雜志《觀察家》上，表示不同意魏特林的空想共產主義學說。
從1843至1848年歐洲革命爆發前，巴枯寧曾在瑞士、法國、比利時等國居留，結識了德國空想共產主義者魏特林(當時流亡在瑞士)、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埃蒂耶納·卡貝、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路易·勃朗和蒲魯東等著名人物。在1848年歐洲革命時期，巴枯寧是一個資產階級革命民主主義者，反對封建專制制度，同情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他是1848—1849年歐洲革命的直接參加者，先是在巴黎參加法國二月革命，后又曾到德國參加德累斯頓人民武裝起義(1849年5月)，并且是這次起義的指揮者之一。對此，恩格斯給予很高的評價，指出巴枯寧在德累斯頓起義中是“一個能干的、頭腦冷靜的指揮者”①。
但是，當巴枯寧積極參加1848年歐洲革命的時候，同時也開始宣傳泛斯拉夫主義觀點。
泛斯拉夫主義思想于十九世紀初葉產生在奧地利統治下的布拉格等地。這一思想的倡導者是捷克語文學家多勃羅夫斯基和斯洛伐克詩人科勒。捷克民族主義者、歷史學家帕拉茨基后來成為泛斯拉夫主義運動的重要領導人。這個運動的主要目的先是加強斯拉夫民族之間的文化聯系，進而達到政治上的團結。泛斯夫主義思想出現后，在俄國出現了一個斯拉夫派，其代表人物有卡特柯夫、波哥金、阿克薩柯夫，等等。俄國泛斯拉夫主義有著明顯的政治色彩，是為沙皇政府向外擴張作輿論宣傳。
斯拉夫派分子主張所有的斯拉夫人聯合起來，成立一個以俄羅斯為主體、以俄國沙皇為首的斯拉夫聯邦國家，使遭受奧地利帝國和奧斯曼帝國壓迫的斯拉夫人獲得“解放”，同正在興起的日耳曼人抗衡。當巴枯寧還未成為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時候，也主張建立斯拉夫聯邦國家，以反抗泛日耳曼主義。雖然巴枯寧不象斯拉夫派分子那樣，美化東斯拉夫人的那種封建宗法制度和反對俄國革命民主主義運動，但在宣傳泛斯拉夫主義思想上，卻同斯拉夫派分子有某些相似之處。
1848年6月斯拉夫人代表大會在布拉格召開，巴枯寧是出席大會的代表之一。他向大會提出一個名為《新斯拉夫政策的基礎》的方案，試圖以它作為解決斯拉夫民族問題的綱領。他說，斯拉夫人的不幸在于他們的分散，如果聯合起來將是不可戰勝的?？上?，他們陷于四分五裂，而且狂熱地堅持這種狀態，忘記了無疑應當把他們聯合在一起來完成共同使命的種族和血統的神圣關系。因此，巴枯寧在這里明確提出了建立“斯拉夫聯邦”的主張，使各斯拉夫民族結成聯邦的統一體。他認為建立代表斯拉夫民族的“斯拉夫委員會”，是各斯拉夫民族共同聯盟的體現。這個委員會作為首要的政權機構，領導所有斯拉夫民族;所有斯拉夫民族必須服從它的命令和執行它的決定。
巴枯寧關于建立斯拉夫聯邦的思想是反動的。恩格斯在1849年批評了巴枯寧的這種主張，認為這種主張無非是要給在各方面“都依附于德國人和馬扎爾人的零散的奧地利斯拉夫人一個據點，這個據點一方面是俄國，另一方面是由斯拉夫人的多數所統治的、依附于俄國的奧地利聯合君主國”①。顯然，斯拉夫聯邦的建立意味著俄國對奧地利的庇護，是讓中歐和南歐的斯拉夫人尋求沙皇政府的保護，這在客觀上正符合沙皇俄國向外擴張侵略的愿望。
巴枯寧在《新斯拉夫政策的基礎》一文中還認為，構成斯拉夫人聯盟(斯拉夫聯邦)的原則是：一切人平等，一切人自由和兄弟之愛。后來，他又以俄國愛國志士、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會的名義，發表了一篇宣言式的文章《告斯拉夫人書》(1848年12月)，要求斯拉夫人按照聯邦原則組成一個統一的巨大的政治機體。他向斯拉夫人空談自由、平等、博愛、正義和人道。
根據1848年歐洲革命的經驗教訓，針對巴枯寧等人的觀點，1849年初恩格斯在《新萊茵報》上發表的《民主的泛斯拉夫主義》一文中認為，沉痛的經驗使人們認識到，要實現歐洲各族人民的兄弟同盟，不能依靠空洞的言詞和美好的意愿，而必須通過徹底的革命和流血的斗爭?！啊x’、‘人道’、‘自由’、‘平等’、‘博愛’、‘獨立’——直到現在除了這些或多或少屬于道德范疇的字眼外，我們在泛斯拉夫主義的宣言中沒有找到任何別的東西”①。由于巴枯寧當時還是一個革命民主主義者，所以恩格斯對他的批評，其語氣還是比較緩和的。
1848—1849年歐洲革命失敗后，沙皇政府把巴枯寧引渡回俄國，將他投進彼得堡的監獄里。他在獄中仍在鼓吹泛斯拉夫主義。1851年夏天巴枯寧寫成了一份很長的《懺悔書》，呈交沙皇尼古拉一世。他在這份《懺悔書》中寫道，如果陛下舉起斯拉夫的旗幟，那末所有講斯拉夫語的人，“都會歡欣鼓舞、興高采烈地投身于俄國雄鷹的寬闊翅膀之下，同仇敵愾地去不僅反對不共戴天的德國人，而且向整個西歐挺進”。他甚至要尼古拉一世當“全體斯拉夫人的皇帝”。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初，巴枯寧逃出西伯利亞后，再次到西歐，發表了《告俄國、波蘭和全體斯拉夫族友人書》(以下簡稱《告友人書》)和長篇文章《羅曼諾夫、普加喬夫還是彼斯節里。人民事業》(以下簡稱《人民事業》)，又在宣揚泛斯拉夫主義。在《告友人書》中，巴枯寧主張把居住在俄國的韃靼人“發送到亞洲去”，把居住在俄國的日耳曼人“發送到德國去”。在《人民事業》一文中巴枯寧說，“我們將同一切斯拉夫部族一起，力求實現斯拉夫人夢寐以求的理想：建立偉大的、自由的全斯拉夫族的聯邦”，以便有一個統一的、不可分割的全斯拉夫族的力量。他希望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成為各自由民族的自由聯邦的首腦，大膽地舉起全斯拉夫族的旗幟，充當“斯拉夫世界的救主!”
巴枯寧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發表的泛斯拉夫主義言論，比他在1848年所宣傳的泛斯拉夫主義更為露骨，并且直接吹捧俄國沙皇，因此后來遭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嚴厲批判。1873年他們對巴枯寧的《告友人書》和《人民事業》中的泛斯拉夫主義觀點做了揭露，說《告友人書》是一篇泛斯拉夫主義宣言，而在《人民事業》中巴枯寧所提出的建立全斯拉夫族的聯邦和其他主張，則是沙皇式的人民事業的綱領。
馬克思和恩格斯還指出，巴枯寧在1862年為了俄國政府的利益宣揚種族戰爭。泛斯拉夫主義是圣彼得堡內閣的發明，它的目的無非是要把俄國的歐洲疆界向西面和南面推進。他們認為，從尼古拉的泛斯拉夫主義一直到巴枯寧的泛斯拉夫主義，“所追求的是同一個目的，實質上它們彼此之間是完全一致的”①。這就是說，巴枯寧的泛斯拉夫主義，客觀上也是為沙皇俄國政府的向外侵略擴張效勞的。
當然，巴枯寧也反對沙皇專制制度，對被壓迫的斯拉夫民族表示過同情。比如說，1847年11月在巴黎舉行的紀念波蘭人民1830年反沙皇政府起義十七周年大會上，巴枯寧向參加大會的波蘭僑民和法國人士發表演說，抨擊了沙皇俄國專制制度。他說在俄國“沒有正義”、“沒有自由，也沒有對人的尊嚴的尊重”。他批評沙皇政府對1830—1831年波蘭起義的鎮壓是喪失理智的，是犯罪行為。
對巴枯寧無政府主義的批判
巴枯寧早在1842年寫的《德國的反動》一文中就提出了這樣一個帶有某些無政府主義色彩的口號：“破壞的欲望同時也就是創造的欲望!”1844年秋天，他又在巴黎結識了法國無政府主義者蒲魯東。但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以至五十年代，巴枯寧還不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他的無政府主義觀點形成于六十年代中期，在這以后他才以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面目出現。后來，人們把他同施蒂納、蒲魯東并稱為無政府主義三大鼻祖。巴枯寧還被稱之為無政府主義之父?？梢?，他在無政府主義思想的發展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觀點是在他的泛斯拉夫主義幻想破滅之后形成的。1863年波蘭人民進行反對沙皇政府的起義，巴枯寧對于這次起義是抱同情和支持的態度。這次起義一開始，巴枯寧就想直接奔赴波蘭，親自參加戰斗;同時，也想利用這個時機在波蘭宣傳他的泛斯拉夫主義。但因他從瑞典搭乘的海輪在途中遭到強大的風暴襲擊，致使輪船遇難，未能抵達波蘭。而這次波蘭人民起義也很快被沙皇政府鎮壓下去了。于是，巴枯寧主要把自己的注意力轉向西歐國家的社會革命運動上。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巴枯寧居留在意大利佛羅倫薩、那不勒斯等地。在這些地方，他時?；燠E于失意的小資產階級知識界，并接觸了一些流氓無產者。這些人對現狀不滿，他們因受失業之苦而滋長了一種絕望的心理，懷有“憎恨一切”的情緒。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緩慢、工人運動落后的意大利，巴枯寧看不到無產階級的力量和前途，而把處于社會底層的流氓無產者和一些激進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看作促使舊社會消亡的動力，把這些人作為無政府主義的“社會革命”的主要支柱，并依靠這些人建立起秘密的無政府主義團體。
1865年秋天，巴枯寧在那不勒斯建立了一個秘密團體“國際兄弟會”(又名“國際革命協會”)。他認為這個團體的任務，就是“要徹底消滅一切現存的宗教、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組織和機構，并且首先在歐洲，然后在世界范圍內重新建立以自由、理智、正義和勞動為基礎的社會”。這個秘密團體，實際上是一個無政府主義組織，其宗旨是與第一國際的革命綱領相違背的。
巴枯寧直言不諱地聲稱自己是無政府主義者，說“不害怕無政府狀態，而且呼吁這種狀態”。他把“無政府狀態”的社會，看成是最理想的社會。它是由小型的城鄉公社組成，實行以“自由原則”為基礎的普遍聯合。在這里，每個公社、每個鄉鎮以及每個人都應該是自治的，不要任何權威原則。巴枯寧所希望的這樣一種無政府狀態的社會，只不過是各自獨立、互不往來、不受任何社會聯系約束的自治公社的總和。恩格斯在批判巴枯寧的這種無政府主義烏托邦時寫道：“每一個人、每一個鄉鎮，都是自治的;但是，一個哪怕只由兩個人組成的社會，如果每個人都不放棄一些自治權，又怎么可能存在，——關于這一點巴枯寧又閉口不談”①。
巴枯寧認為無政府狀態的社會是在廢除一切權威原則的基礎上實現的。他把任何權威原則看成是“禍害”、“罪孽”，主張“要絕對消除權威原則的任何利用和表現”。他認為，任何由官方強加于人的權威和任何權力的影響，都會直接變成壓迫和虛偽，都會把奴隸性和荒謬性強加于人。他說，權威原則應用到成年人的身上，就會變成一種怪物，變成否認人性的罪孽，變成奴役和精神墮落與道德墮落的源泉。恩格斯認為，把權威原則說成是絕對壞的東西，而把自治原則說成是絕對好的東西，這是荒謬的。
事實上，在現實生活中是不能排除權威原則的。社會政治斗爭需要權威，自不待說。就是在人們的集體生產勞動和科學實驗中同樣需要權威和權威原則。恩格斯在批判無政府主義者的反權威論時說，現代社會的大生產需要權威?，F代化的工農業大生產就是聯合活動。聯合活動就是組織起來，而沒有權威能夠組織起來嗎?所以，一方面是要一定的權威，不管它是怎樣造成的，另一方面是要一定的服從?！斑@兩者，不管社會組織怎樣，在產品的生產和流通賴以進行的物質條件下，都是我們所必需的”①。
巴枯寧幻想不存在任何權威原則的無政府主義社會立刻到來，所以他象其他無政府主義者一樣，主張立刻“廢除國家”。他試圖把這種無政府主義理論變為實際行動。
1870年9月4日，正是普法戰爭期間，巴黎爆發了起義。起義者涌入波旁宮，要求成立共和國和保衛祖國。同一天在法國里昂也成立了民眾救亡委員會。9月11日巴枯寧來到里昂，當時這里的城市政權還是屬于以市長為首的市政委員會。但過了幾天之后，在里昂舉行了一個大規模的群眾集會，通過建立拯救法蘭西中央委員會的決議。巴枯寧也成為這個委員會的領導人之一。于是，巴枯寧就準備在里昂舉行武裝暴動。9月28日，巴枯寧和他的支持者帶領一批工人和市民，奪取里昂市政局，趕跑了市政局官員。
巴枯寧等人立即頒布了他們預先擬訂的無政府主義綱領：一、廢除已變得無能為力的行政的和政府的國家機器。由法蘭西人民自己掌握全權。二、關閉一切刑事和民事法庭，代之以人民審判制。三、停止繳稅款和支付抵押借款，以向各聯邦公社的納款代替稅收，這些納款根據拯救法蘭西委員會的需要向富有階級征收。四、業已解體的國家不能對私人租稅的交付再進行干預。五、解散一切現行的市政機構，由一切聯邦公社中拯救法蘭西委員會取代，后者在人民的直接監督下行使一切權力。六、每個省會的委員會派兩名代表，共同組成拯救法蘭西革命公會。七、這個公會將立即在里昂市政府開會，里昂是法國的第二大城市，它比其他城市更為關心保衛國家。
巴枯寧及其追隨者在奪取里昂市政局之后，便陶醉于他們這種無政府主義式的“社會革命”的勝利，根本不去考慮法國資產階級政府及其強大的武裝力量的存在。當巴枯寧等人宣布他們這個無政府主義綱領不過24小時，很快就被法國政府派來的一支不大的軍隊趕出市政局。巴枯寧遭受了一頓毒打，倉忙逃出里昂，返回瑞士。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評巴枯寧的這種輕率行動時指出：“里昂事件表明，只用一紙廢除國家的命令遠遠不足以實現這一切美妙的諾言。但是，只用資產階級國民自衛軍的兩個連，就足以粉碎這個美妙的幻想并且迫使巴枯寧收起他那創造奇跡的命令趕忙溜往日內瓦去了?！雹侔涂輰幈緛硎窍朐诶锇哼M行所謂立刻廢除國家政權的試驗，卻遭到徹底的失敗。
巴枯寧是從蒲魯東那里接受關于廢除國家政權的理論。他完全贊同蒲魯東的這種觀點：“誰談論國家政權，誰就談論著統治，但任何統治都是有以服從于這一統治的群眾存在為前提的，因此，國家是群眾的敵人”。于是，巴枯寧不加區分地把任何國家政權都看成是對人類的最大否定，因而一律持反對態度。
由于巴枯寧是一切國家政權的反對者，所以他不承認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規律性，竭力否定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必要性。他認為任何國家、任何政府都是置于人民之外和人民之上的，是同人民格格不入的。他在其無政府主義思想的代表作《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一書(1873年出版)中寫道，“所謂的人民國家(指無產階級國家——引者)不是別的，而是由真正的或冒牌的學者所組成的一個新的人數很少的貴族階級非常專制地管理人民群眾”。他說這種人民國家本質上不外是從上而下的統治人民，它同任何國家一樣，“都是一種羈絆，它一方面產生專制，另一方面產生奴役”?？傊?，巴枯寧認為無產階級專政，將會施用強制手段或暴力措施，同樣會對廣大人民進行新的統治。馬克思主義認為無產階級專政之所以必要，這是客觀的歷史發展進程決定的。馬克思在批判巴枯寧的《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一書時指出：“只要其他階級特別是資本家階級還存在，只要無產階級還在同它們進行斗爭(因為在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后無產階級的敵人還沒有消失，舊的社會組織還沒有消失)，無產階級就必須采用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①。
在對待巴黎公社問題上，明顯地反映了巴枯寧主張廢除國家、否定無產階級專政的無政府主義觀點。他說巴黎公社時期的巴黎人民，“為了法國、歐洲、全世界的自由和生活而拋棄了自己的桂冠，熱情地擯棄了自己的權力!”并認為巴黎公社“是對國家的大膽的、明確的否定”。他歪曲巴黎公社，說在巴黎公社里可以以自愿聯合的自由公社來代替工人政權(無產階級專政)，不要建立工人國家。事實上，同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觀點相反，巴黎公社正是法國工人在歷史上第一次建立起自己的政權。
巴枯寧之所以竭力反對革命權威，反對包括無產階級專政在內的一切國家政權，因為他認為任何國家政權限制并扼殺個人自由。而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正是以極端的個人主義為基礎，要求無限制的個人自由，鼓吹唯意志論。他認為自由是一切成年男女無須求得任何人批準而進行活動的絕對權利，他們只聽從自己的良心和自己的理性的決定，他們的行動只能由自己的意志來決定。
事實上，巴枯寧所鼓吹的這種不受任何法律和紀律所約束的絕對自由無論在有階級或無階級的社會里，都是不可能實現的。自由是相對的、有條件的。只有在不違背自然規律和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的前提下，人們的意志自由、活動自由才有可能，也才是合理的。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絕對自由觀和唯意志論，是主觀唯心主義的反動空想。恩格斯指出，“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對事物的認識來作出決定的那種能力”①。
巴枯寧在談論個人自由的同時，并鼓吹“階級平等”。因此，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綱領，實質上“是通過兩個抽象的原則——‘自由’原則和‘平等’原則的一致而得到的總和”。他認為平等是自由的絕對必要條件，而“個人自由只能在一切人的平等中才能得到實現”。他從平等是自由的必要前提出發，主張“實現各階級和個人(不分男女)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的平等”。在巴枯寧看來，只有實現各階級的平等，才能保證每個人的自由。但在階級社會里，要使所有的社會成員在政治上和經濟上一律平等，這只能是一種空想，而且是一種鼓吹階級調和的反動空想。
馬克思在批判巴枯寧的這種論調時指出：“‘各階級的平等’，如果照字面上理解，不過是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所宣揚的‘資本和勞動的協調’的另一種說法而已。不是‘各階級平等’——這在邏輯上是不可能的，——相反地是歷史地必然出現的‘消滅階級’，才是國際工人協會力求達到的最終目標”②。恩格斯認為無產階級平等要求的實際內容都是消滅階級的要求。任何超出這個范圍的平等要求，都必然流于荒謬。
巴枯寧在談論“階級平等”時，同取消財產繼承權聯系起來。在他看來，同私有制有密切關系的繼承權促使土地和其他社會財富發生有利于少數人而不利于多數人的異化，一切形式的繼承權是造成一切社會和政治的不平等的重要因素。巴枯寧不但把財產繼承權看成是資產階級社會中階級不平等的根源，而且說它是私有制的基礎。他認為如果廢除財產繼承權，使人們把財產交給全社會，那末將消滅私有制。也就是說，取消財產繼承權是進行“社會革命”(“社會清算”)的出發點。馬克思主義認為，財產繼承權絕不是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基礎，它不過是現存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馬克思在批判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綱領時說，“以廢除繼承權作為社會運動的起點”，這是“圣西門主義者的胡說”①。
揭露巴枯寧在第一國際中的陰謀活動
1864年11月3日，當第一國際成立后一個多月，巴枯寧在倫敦會見了馬克思。在會見之前，馬克思從國際總委員會委員列斯納(1825—1910年)那里得知巴枯寧正在倫敦。 在這次會見中巴枯寧在馬克思面前表現得很熱忱，表示愿為國際工人協會效勞，答應“不懈怠地為協會工作”。因此，馬克思也答應接受他加入國際工人協會。但后來巴枯寧不但沒有履行自己對馬克思和國際工人協會所許下的諾言，而且從事反對馬克思和第一國際的活動，給國際工人運動帶來莫大的危害。
1868年秋天，當國際布魯塞爾代表大會召開后不久，巴枯寧糾集了一批人，在日內瓦建立了一個名曰“國際社會主義民主同盟”的組織(以下簡稱“民主同盟”)。參加這個組織的成員有瑞士、意大利、西班牙等國的無政府主義者，“和平與自由同盟”(資產階級的和平主義組織)成員，旅居瑞士的俄國政治流亡者，等等。巴枯寧妄圖以“民主同盟”這個組織作為他篡奪第一國際領導權的工具和后盾。
“民主同盟”是一個半秘密、半公開的陰謀組織。在這個組織的綱領中雖然也不乏激進的革命詞句，但就其總的思想內容來看，卻是巴枯寧那一套無政府主義，同馬克思起草的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及其章程是相抵觸的。民主同盟的秘密綱領規定：1.在歐洲破壞任何統治和一切權力，從而也就是破壞現在的一切國家及其全部政治、法律、官僚和財政機構。2.在以集體所有制、平等和正義為起點的，自由聯合起來的勞動這個唯一的基礎上建立新社會。
民主同盟的秘密章程規定，在同盟的上面還有“國際兄弟會”和“民族兄弟會”，民族兄弟會受國際兄弟會領導，國際兄弟會的人員只限于100名。這些人被稱之為巴枯寧的“百人近衛軍”，是他最積極的支持者。因此，對于第一國際的危害性來說，主要還不是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理論，而是他所建立的陰謀組織本身。所以馬克思指出，“這個‘同盟’的理論綱領只不過是一種無恥的把戲。問題的實質在于它的實際組織”①。
巴枯寧要求把“民主同盟”作為一個獨立的組織加入國際工人協會。他指使約翰·貝克爾②出面代表“民主同盟”向第一國際總委員會寫申請書，提出加入第一國際的要求。1868年11月29日，貝克爾將“民主同盟”的公開文件寄給國際總委員會。而巴枯寧卻對國際總委員會隱瞞了“民主同盟”的秘密綱領和秘密章程。巴枯寧要求把“民主同盟”作為集體成員加入第一國際后仍保留自己的組織和綱領，并且有權召開自己的代表大會。
馬克思和恩格斯立即識破了巴枯寧的陰謀。1868年12月15日，馬克思在寫給恩格斯的信中說，巴枯寧“躲在幕后活動”，國際總委員會決定拒絕承認“民主同盟”這個團體。恩格斯給馬克思回信說，國際不能贊同巴枯寧“這種欺騙行為，這是十分明顯的。否則，就會有兩個總委員會，甚至兩個代表大會;這是國中之國……正如不能有兩個總委員會一樣，在國際內也不能有兩個國際的(按任務說)組織”①。同恩格斯商量之后，馬克思于1868年12月22日起草了一個題為《國際工人協會和社會民主同盟》的正式通告，發給國際工人協會的所有支部。這個通告明確指出，不接納國際社會主義民主同盟作為一個分部加入國際工人協會。
這個通告的發布，使巴枯寧的初步計謀未能得逞。但巴枯寧及其追隨者卻耍弄兩面派的手法，表示愿意接受國際總委員會所提出的條件，口頭上答應解散國際社會主義民主同盟。直到1869年6月，這個組織表面上宣布解散，被合并于第一國際瑞士支部。但巴枯寧及其支持者暗地里繼續保留自己的組織，在第一國際內建立自己的秘密支部。在國際巴塞爾代表大會召開前幾個月內，巴枯寧指使其親信在瑞士、意大利、西班牙、法國等地發展他們的宗派組織，企圖在1869年9月召開的巴塞爾代表大會上，造成巴枯寧主義者“人多勢眾”的局面，以便奪取國際總委員會的領導權。
巴塞爾代表大會討論了關于國際總委員會的權限問題。巴枯寧的反權威原則本來是同加強國際總委員會職權的決議相抵觸的。但在這次會上他不但同意擴大總委員會的職權，而且建議賦予總委員會以解散舊支部和拒絕接納新支部的權力。這樣，如果當巴枯寧被選進國際總委員會領導機構，則將更便于他發號施令，把國際變成他手中的工具。對此，恩格斯寫道：“當時這些先生們曾希望獲得多數并且把總委員會抓到自己手里。當時無論怎樣擴大總委員會的職權，他們都覺得不夠”①。
巴塞爾代表大會選舉的結果，巴枯寧未被選進國際總委員會，致使他的希望落空。于是，他尋找各種借口，攻擊馬克思領導的國際總委員會。他反對總委員會直接領導英國各支部，要求總委員會必須放棄對英國事務的監督。他反對總委員會支持愛爾蘭的民族解放運動，認為總委員會有關愛爾蘭問題的決定，是超越了自己的職權范圍。
1870年3月底，馬克思起草了一個《機密通知》，說明根本不能同意巴枯寧要求國際總委員會放棄對英國事務的“直接監督”，駁斥他企圖使英國工人運動脫離國際的領導以及他對總委員會關于愛爾蘭問題所作的決定的歪曲。在這個文獻中，馬克思還揭露了巴枯寧自第一國際成立以來所玩弄的兩面派手法以及所干的陰謀活動，并且指出巴枯寧“這個極端危險的陰謀家的手法，至少在國際的范圍內，很快就要完蛋了”②。這個《機密通知》的發出，使巴枯寧處境頗為不利。但他仍然指使其信徒，以擴大“國際”的組織為由，繼續發展“民主同盟”的隊伍，與國際總委員會相對抗。特別在巴黎公社起義失敗后，巴枯寧進一步加緊分裂國際的活動。
18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革命發生后，以馬克思為首的國際總委員會積極支持了巴黎公社，第一國際中的不少會員積極參加了保衛巴黎公社的戰斗。公社起義失敗后，歐洲各國資產階級對第一國際進行了反革命的“圍剿”，迫害國際各支部的成員，使第一國際處于不利的境地。巴枯寧趁機加緊篡奪第一國際領導權的活動。這時候，巴枯寧力圖把日內瓦的汝拉聯合會作為反對國際總委員會的據點，并指使他的一些信徒在意大利、西班牙等地加緊建立和發展他們的宗派組織，擴大自己的隊伍，以便實現自己的篡權陰謀。
為了總結巴黎公社的經驗教訓和揭露巴枯寧主義者的陰謀活動，國際總委員會根據恩格斯的提議，在1871年9月召開了倫敦會議，馬克思親自到會。會上幾名巴枯寧分子根據巴枯寧的指示，要求無產階級放棄政治斗爭，不贊成討論無產階級的政治行動問題。恩格斯在會上指出：“向工人鼓吹放棄政治，就等于把他們推入資產階級的懷抱。特別是在巴黎公社已經把無產階級的政治行動提到日程上來以后，放棄政治是根本不可能的?！雹龠@次會議還通過關于工人階級的政治行動的決議，說明工人階級在它反對有產階級聯合權力的斗爭中，只有組織成為與有產階級建立的一切舊政黨對立的獨立政黨，才能作為一個階級來行動。倫敦會議對于主張放棄政治和否認有必要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巴枯寧主義者以嚴厲的批判。
倫敦會議之后，巴枯寧主義者于1871年11月在瑞士桑維耳耶召開了汝拉各支部代表大會(桑維耳耶代表大會)。他們把這次大會稱為“反權威主義大會”，攻擊倫敦會議，誣蔑國際總委會正在成為“勾心斗角的策源地”，要求國際總委員會“僅僅作為一個普通的通訊機關和統計中心”，必須“拋棄一切追求權力，追求專政的思想”。他們鼓吹國際各支部的“自治原則”和“自由聯合”。
針對巴枯寧主義者的破壞活動和分裂活動，馬克思和恩格斯為國際寫了一個通告——《所謂國際內部的分裂》。他們在通告中指出：“當歐洲反動派在這個團體(民主同盟——引者)所干的丑事中為自己找到了支柱，當國際經受著從它創立以來從未經受過的危機的時候，總委員會就不得不對所有這些陰謀作一個歷史的概述”①。在這里，馬克思和恩格斯向各國工人階級說明了巴枯寧主義者的真正面目，指出他們同工人階級的異己分子的聯系，揭露巴枯寧的“民主同盟”在工人運動內部的陰謀活動及其危害性。
巴枯寧把馬克思主義者對他的批判和揭露，說成是“為了個人的野心而在協會中散播糾紛和瓦解的種子”，對此“要負可怕的責任”，將“受到公意審判”。巴枯寧還誹謗馬克思是“獨裁者”、“國際的教皇”，“搞自我中心主義”。
為了回擊巴枯寧的挑戰和徹底揭露巴枯寧的陰謀活動，國際總委員會于1872年6月確定，這年9月在海牙召開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會前，馬克思指示國際會員拉法格、吳亭②等人在西班牙、瑞士和俄國等地大力搜集巴枯寧分子的材料，以便在海牙大會上作為揭露巴枯寧分子的有力證據。
國際海牙代表大會是在兩軍對壘的情況下召開的。出席這次大會的有15個國家的67名代表，其中約40名是擁護馬克思路線的。出席這次大會的巴枯寧分子和其他反對派分子有20多個。馬克思、恩格斯出席了大會，但巴枯寧沒有參加大會，而是派其親信吉約姆前來。
大會認真地審查了巴枯寧所控制的“民主同盟”。國際總委員會根據大會前和會上所掌握的材料，以確切的事實揭露“民主同盟”自1868年成立以來在第一國際內部所進行的陰謀活動，給國際造成很大的危害。大會決定將巴枯寧、吉約姆等人開除出第一國際。這次大會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對巴枯寧主義斗爭的重大勝利。
海牙大會的召開并不意味著馬克思對巴枯寧主義斗爭的結束。半年多以后，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拉法格的協助下寫成《社會主義民主同盟和國際工人協會》一書，于1873年8月在倫敦和漢堡出版。作者根據海牙代表大會公布的報告和文件，經過認真的分析，系統而又全面地揭示了巴枯寧所施展的種種陰謀和篡權活動，完全暴露了他的兩面派真面目。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總結同巴枯寧的陰謀活動作斗爭的經驗時指出，“要對付這一切陰謀詭計，只有一個辦法，然而是具有毀滅性力量的辦法，這就是把它徹底公開，把這些陰謀徹頭徹尾地加以揭穿，就是使它們失去任何力量”①。同時，他們在這本書的結束語中還警告巴枯寧及其追隨者，必須“永遠放棄秘密領導無產階級運動的幻想”②。
馬克思在國際工人協會海牙代表大會上發言
巴枯寧從事政治活動幾十年，是國際工人運動史上的著名人物。他的政治活動范圍是很廣的，從東歐俄國到西歐英國，從北歐瑞典到南歐意大利，甚至還到過日本和美國，其足跡遍布當時許多資本主義國家。他往往以超革命的詞句，迷惑一些工人群眾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巴枯寧主義作為國際工人運動中的左傾機會主義流派，在歐洲各國，特別是在當時小生產占優勢的意大利、西班牙、瑞士和法國一些地區有著較大的影響，它給國際工人運動帶來很大的危害。
所以，馬克思恩格斯開展對巴枯寧主義的斗爭是完全必要的，而這一斗爭的勝利則有著重大的歷史意義和巨大的歷史功績。他們對巴枯寧的泛斯拉夫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批判，有利于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在歐洲各國的傳播，促進各國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團結，推動國際工人革命運動的向前發展。
馬克思恩格斯對巴枯寧主義者陰謀活動的揭露，使巴枯寧主義者篡奪國際領導權的圖謀不能得逞，從而保持國際無產階級組織的純潔性，保證馬克思主義者在國際工人運動中的領導地位，并為各國工人階級鍛造出了統一的無產階級斗爭策略。馬克思恩格斯同巴枯寧主義的斗爭，不但為以后的各國馬克思主義者同各種機會主義的斗爭提供了指導原則和寶貴經驗，而且在這一斗爭中培養了一批堅持馬克思主義原則和忠于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工人運動骨干，為以后各國工人政黨的建立提供了一批干部。
注釋
① 是以俄國青年哲學家尼·弗·斯坦凱維奇(1813—1840年)為首的哲學一文學小團體,于1831年成立,1839年解散。
①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90頁。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27頁。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25頁。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92頁。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01。
①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553頁。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83頁。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94頁。
①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53—154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56頁。
①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95頁。
①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04頁。
② 貝克爾(1809—1886年)——德國工人運動活動家,曾一度受巴枯寧的思想影響,但后來與巴枯寧決裂。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220頁。
①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448頁。
② 同上書,第316頁。
①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440頁。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7頁。② 尼·伊·吳亭(1845—1883年)——俄國革命家,1862年加入俄國革命組織“土地和自由社”。1863年僑居國外,1867年加入第一國際。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72頁。
② 同上書,第484頁。